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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3 12:57 来源:中国经济网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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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网

许多观察家都在惊呼“共和阵线”的裂痕,但这一趋势却其来有自。传统的政党已经无法抵御极右翼势力的侵蚀,而新的力量、机会和风险,则蕴含在这次大选的逻辑之中。

前天晚上,在巴黎,两名法国总统候选人进行了堪称是新世纪的“世纪之战”的辩论。在此前的法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格格不入、风格迥异、立场极端对立的总统候选人对决。正如一些政论记者所言,“法国两名候选人都各自是对方所否定的一切”。这场辩论以前进运动候选人埃曼纽尔·马克隆的完胜告终,但马克隆和勒庞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却不会随着这场辩论的终结而终结。尽管如此,这场辩论依然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可以载入历史书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导致了这场辩论,乃至于这背后的法国大选如此重要,又如此值得载入史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归到过去数十年间的政治变迁,和其逻辑变化在本次法国大选上的体现中。

2017年法国大选第一轮的结果堪称震动政坛。丑闻缠身的共和党候选人菲永和政绩不佳、选民离散的左翼社会党都没能凝聚法国人民对抗极右翼政客,折戟首轮,最终闯入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均非左右两大党的提名者。此后,违背第五共和国政治惯例的事情不断发生,虽然阿蒙和菲永的背书开启了共和阵线这一面对极右势力的传统联盟构建,但极左翼“不屈法国”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却一直拒绝背书中间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隆,而法国崛起党首、戴高乐主义者杜邦-艾尼昂更是率领全党投靠马丽娜·勒庞。许多观察家都在惊呼“共和阵线”的裂痕,但这一趋势却其来有自。传统的政党已经无法抵御极右翼势力的侵蚀,而新的力量、机会和风险,则蕴含在这次大选的逻辑之中。

退却与摇摆:极右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的侵蚀

冷战结束前,全世界的左右分野是相对明晰的。左翼力量以欧洲各国的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在更温的意义上也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为首,支持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支持对金融、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管制,支持更多的国有经济份额,甚至寻求更极端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右翼则以保守党国际为首,秉持小政府和亲市场经济,否认管制和国家干涉的意义,且在社会、民权等议题上更倾向于保守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虽然欧美各国国情不同,各左、右翼主流政党也立场不一,但这样的划分一直是主要的谱线。

然而,苏联的解体使得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的信誉面临危机,新的经济学发展也进一步确认了市场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考虑作为意识形态说教而非真正研究成果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宣传,现代经济学已经重叠了大量的共识。所有尊重研究结果的政府都必须承认市场竞争在大部分领域对于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有效率的管制很可能是不能避免的。而社会福利问题由于已经不涉及到全盘经济体制上的矛盾,相关的政策讨论已经趋于规范化。讨论的命题不再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各领域的基本福利是否应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被保障。例如在医疗领域,问题就成为了“是否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以及“什么样的医疗保障体系能最有效率地满足目标。”

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共识的重叠以及行政政策更加技术化、精细化的演变或许是1990年代政党靠向中间的原因。1970年代各国的“滞涨”和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主义式的去管制造成的经济阵痛后,左有新工党,右有“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经济领域的交锋相比之前的整个二十世纪显得偃旗息鼓,文化、科技、社会议题成为了左右交锋的重点.虽然一些新左派将这种变化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实例,但不得不承认,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学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讨论,和一味宣扬去管制、削减福利的意识形态说教完全不同。激进右派的鼓吹手们宣扬福利是何等冗余、何等低效而必须被取缔,殊不知右派推崇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完全支持更有效率的福利——诸如全民基本工资。

然而,这种共识的重叠仅仅是在选举情形和历史变迁面前,主流政党在各自政治价值观谱系上做出的温和化改变而已。许多政党并没有真正采用上述的逻辑来思考政策议题,温和化只是选举策略,主流政党并没有真正将自己视为一个崭新的、在基础的实证性问题上获得共识的体系,因此也就无法将各自党派中的激进分子排除出去。这样的隐患使得左右主流政党在面对科技发展、气候变化、文化开放、全球化等新问题时,并没有能够发展出真正符合实际的自洽政策,从而在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进攻中节节败退。

在这些问题中,全球化是撕裂传统左右阵营的关键议题。面对世界的开放、国族的逐步淡化和文化与社会的包容,极右翼民粹主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资本和人口上同时拒绝流动,诉诸国族认同,诉诸保护主义,并试图以此实现某种对主流民族中下层的回馈和福利,而不顾整体的经济结构限制。因此,民粹主义者反对新技术的运用(这可能导致失业),反对与全球变暖的对抗,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面前选择转向过去。

政治逻辑同样根植于过去的左右翼传统政党,在面对民粹主义者取悦民众的政策进攻时,不得不步步后退。有人相信激进的左翼能够战胜这样的民粹主义,但是支持人口流动、在移民问题上选择开放的激进左翼却往往在资本流动的问题上选择保守,同时也决心限制新技术对就业的妨碍,阿蒙要对机器人征税,而梅朗雄则干脆直接宣布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为偶像,更是决心限制资本流动,甚至因此要脱离欧盟。也有人相信更加稳健的右翼政治家能团结剩下的政治光谱而战胜极右翼民粹主义,但在移民问题上持怀疑立场、支持资本流动而拒斥人口流动,同时因为意识形态偏见而否认全球变暖(当然,持这一立场的多为美国右派),对民